来自四川省宜宾市的杨梅曾被招募进成都富士康南厂区做学生工。杨梅就读于南溪县职业中学,电子商贸管理专业,当时她17岁,在读职校二年级。 据调查组成员小许回忆,2011年2月15日,有四十多名学生工同时进厂,都来自南溪市职业中学,其中就包括杨梅。 “老师说富士康很好,当时很心动,又想赚钱”,杨梅说,“入厂之后才知道被老师骗了,老师很垃圾”。 杨梅属于金加五部全检岗位,检查产品外壳保护膜的颜色。 由于产品的外壳在加工的过程使用胶水、化学药品,对皮肤有很强腐蚀性,和杨梅同时进厂的3个同学都先后出现过皮肤过敏的症状。 杨梅所在生产线的线长是男的,在车间,她曾多次被性骚扰。“一些工厂男工当众抱我,我很反感。我向老大投诉,他说不管这些,只管工作。” 进厂不到一个月后,杨梅实在忍受不了,没跟老师沟通,自己单方面终止了实习。 法治周末记者曾联系杨梅所在的南溪县职业中学,该学校就业实习处一名男老师称,该学校没有学生去富士康实习,随即挂断电话。 像杨梅这样的学生工在富士康比比皆是。小许告诉法治周末记者,富士康的很多岗位没有技术含量,很多学生工向他们抱怨:“说是实习,实际上就是做普工。” 《调查报告》指出,由于学生工同工不同酬,为富士康节省了大量的用工成本,目前,学生工已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。 调查数据显示,在富士康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,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.2%,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%。 调查还发现,从2011年起,富士康开始在学生工实习期间就与其签订劳动合同,试图将违规使用学生工的行为合法化。 “在政府的推动下,职业学校沦为富士康的劳动中介机构,”李长江对法治周末记者感叹,“很多学生被招进学校后,还没有开始上课就被直接送到富士康做工,职业技能的提升根本无从谈起。” 利益扒掉劳动者尊严 《调查报告》称,虽然自2010年以来,富士康已先后三次宣布上调员工基本工资,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,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 根据2010年至2012年间跟进调查发现,富士康在实际操作中为加薪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门坎,采取设定超长试用和考核期、克扣加班费、削减福利补贴等方式来规避承诺、降低成本。 《调查报告》显示,截至2012年1月,大部分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基本工资仍然只有1550元,与富士康当初85%一线员工基本薪资调至2000元的承诺仍然相去甚远,只是略高出该年深圳市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(1500元)。 而在宣布提升基本工资的同时,富士康取消了原来的伙食等补贴,计算为基本工资,工人实习收入增长非常有限,这却常被外界宣传忽略。 此外,基本工资的上涨使得加班费的计算基准上调,为降低用工成本,富士康宣布将管控加班。调查组在深圳厂区的调查显示,对于加班减少不少工人持反对态度,因为仅仅基本工资在扣除食宿、社保、公积金之后已经所剩无几,难以维系生活。 《调查报告》还重点强调了富士康畸形的管理制度,并指出这种制度背后,是富士康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,而这种模式之下的工人,不仅工作的意义被掏空,工人基本的尊严也被肆意践踏。 富士康在工伤通报问题上也存在严重问题。调研组称,由于工伤事故发生率会被列入各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中,因此,为了避免受罚管理人员往往会故意瞒报,自己凑医疗费。 《调研报告》特别强调,作为全球品牌巨头和富士康的主要客户,苹果公司攫取了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的利润。而如果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,中国工人长时间、高强度、低报酬的艰难处境将难有根本的改变。 此前,有针对iPhone和iPad全球利益分配的研究表明,苹果公司分别拿走了其中58.5%和30%的利润,而数十万的中国工人仅仅分享到了其中的1.8%和2%。 FLA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工人的矛盾态度:一方面超时加班严重违法,另一方面工人却又担心加班减少导致收入锐减。 “这种矛盾背后的事实是:中国工人有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加班费,这也就意味着在法定的‘五天八小时’工作时间内,他们的劳动所得将无法维持个体的基本生存……要么牺牲休息、家庭和健康超时加班赚取到勉强养家糊口的收入,要么减少加班却不得不为生计担忧。”调查组在回应中表示。 “因此,我们欢迎苹果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供应商展开调查,但我们更加期待苹果公司能够放弃自己部分的超额利润,唯有如此,中国的工人才能有根本的改善。” (应被采访人要求,杨梅、小许皆为化名) % N2 b e/ X8 K \9 ^ O7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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